“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才过去十年。”陈光良拍了拍弟弟的肩膀，“历史总是在重复，只是换了种方式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重演前站好位置。”他望向三菱重工的船坞，那里的工人们正将一块块钢板焊接到“出光丸”的骨架上，火花在冷空气中像散落的星子。
接下来的一周，陈光良马不停蹄地拜访了住友金属和石川岛播磨重工。在神户港的晚宴上，他与川崎重工社长达成协议，由对方分担5艘VLCC的建造任务，确保如期交付。当他在合同上签下名字时，东京的报纸已经开始报道“华人船王的疯狂计划”。
消息传回香港时，董浩云正在青衣岛考察船厂。这位东方海外的创始人看着报纸上“300万吨运力”的标题，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滑落。“我们的15万吨油轮图纸刚审定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忽然抓起电话，“给三菱重工发加急电报，问能不能插队建造20万吨VLCC！”
秘书很快带回回复：“日方说，环球航运已经包下了1967年的船坞档期，要排到1968年才能下水。”
董浩云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，那里停泊着他引以为傲的“伊丽莎白皇后”号改装油轮。曾经以为足够领先的10万吨级船，此刻在20万吨VLCC的阴影下，忽然显得有些渺小。他想起三年前与陈光良在香港会堂的会面，那位同行当时说的“航运业的未来在巨轮”，原来不是随口说说。
三菱重工的签约仪式结束后，陈光良没有立刻返回香港。东京湾畔的一栋和式别墅里，暖炉的炭火正旺，司叶子穿着一身月白色振袖和服，腰间系着绯红的腰带，跪坐在榻榻米上为他斟茶。十二岁的陈文瀛和十岁的陈文绳并排跪着，手里捧着线装的《论语》，鼻尖还沾着些许墨痕。
“‘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’，这句话讲的是做事要抓住根本。”陈文瀛朗声背诵，眼神不时瞟向父亲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紧张与期待。
陈光良指尖叩了叩桌面，示意他继续。
“譬如经商，父亲常说信誉是根本，就像这茶杯，”陈文瀛指着青瓷杯，“若是杯底漏了，再精美的花纹也无用。”
“说得好。”陈光良难得露出笑意，目光转向小儿子，“文绳，你前日写的《论中日茶道异同》，里面说‘和敬清寂与中庸之道，原是一脉相通’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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