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跟汪中的交谈中，赵新逐渐明白科举制对文人意味着什么。
科举制度是古代士人与政治架构的联系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，是“士人政治”形态的生命线。一刀切的废除科举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“士”的社会来源，将直接导致层序社会的解体。
若是改为什么资格考试，那考什么？搞数理化吗？那些四五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文人怎么办？没钱重新进学堂的人怎么办？
即便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士子，只要当权者不认同儒学政治，那对他们无异于釜底抽薪；无论怎么重用这些文人，也必然导致他们的信仰和认同崩塌。
梁启超的痛苦如此，王国维的痛苦如此，梁巨川的痛苦更是如此。
另一时空里的清末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，士人与国家的共命运的联系被迅速瓦解。旧派文人脱离了原有的政治结构，又无法被新的政权结构吸纳，从而变成了“游离化”的社会群体，进而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。
从汪中的态度看来，赵新察觉到“认同”和“变革”并不是必然冲突，甚至可以是相辅相成的。
一切“变革”必然从传统中来。盲目地反对传统、否定“认同”不仅无用，而且可能不利于社会的“变革”与工业化发展。
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村共同体的利益，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伦理责任与信仰支撑，这一角色在北海镇入关后的前期至关重要。
进了关可不是人烟稀少的外东北了，每占一地，就需要维持一地的稳定。政权平稳交接、接收人口、土地和财富，旧有的官吏如何安置、新的政策如何更快的落实到乡村，这都需要传统士人的协助。
如果一切都要北海镇自己解决，采用暴力手段全盘夺取，那好了，打下一地治理一地，慢慢来吧，几十年都未必统一的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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