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由于吏治腐败，此时的川楚两省官员贪污盛行，上行则下效，地方官吏糜然从之。他们平日只知承平恬嬉，全然不知修攘为何物。
话说封建时代皇权不是不能下乡，而是下乡的成本太高。
以川东道下属的夔州府为例，治所奉节距离成都一千七百四十里，其所辖之大宁、巫山等县距离成都都在一千八百里以上。
而直隶达州则距成都府一千二百里，川北顺庆府之通江、南江等县距省治也有千里之遥。官府公文来往费尽周折，藩臬二司的政令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及时传达地方，对于突发事件也不能立即处理。
由此可见，清廷如果想将南巴老林的流民一扫而空，必须是三省督抚坐在一起做好通盘谋划，如果各省仅关注一隅，其效果必然不佳。
问题是时间不等人，上谕里说的很清楚，这件事谁办不好就撤谁的职。所以在钦差抵达之前，三省的做法竟然出奇一致，那就是先清扫省城和治下各府的流民乞丐，清空监狱里的囚犯。
随着大批衙役纷纷出动，那些叫花子也好、滞留的纤夫也好、甚至还有牢房里的囚犯，不管男女老少、有病没病，一律全部送上船，或是经陆路押送至江苏；再由江苏巡抚派员，会同淮安知府，一并送抵射阳湖徐庄。
然而不管什么样的经，在乾隆晚期吏治腐败的阴云笼罩下，到了腐中饱，求财纳贿，那简直是愧对自己的顶戴花翎。
达州知州戴如煌，老昏贪墨，为完成总督大人交待下来的任务，居然派出五千胥役在其治内大索，拘押有产者无数，趁机勒索，以此弥补在任以来的亏空。只要不掏钱，一律定为流民，押送出川。
而湖北当阳、郧阳更是极致，他们先是派出衙役在府城、县城各处稽查，只要口音不是本地的，而且没有路引和保甲证明，一律充作“流民”；城内各处但凡有人口角斗殴，不论对错，全部收押，以打成流民为名，勒索钱财。之后又派衙役进入南山老林边缘地带，将难以完成赋税的村落一锅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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