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车楼顶层、泳池边、把声音压在院子里——那些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脑子里装的不是风险，是荷尔蒙，是体温，是那种什么都遮不住的想要，那种状态下，理智大脑跟断了线没什么区别，你能做出的判断就是：现在，就是这里，什么都不管。
但现在要做的事不一样。
伪造一份能在法律层面站住脚的新身份——这件事不能在荷尔蒙里做决定，这件事要在大白天，坐在桌子对面，清醒着，一字一句地谈。
陆若琳这边没有这方面的资源，她做的是国际商业仲裁，和刑事那一块隔了十万八千里，但是她有人脉。
她有一种能耐，顺着朋友的朋友一路找下去，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，总能找到她需要的那个人。
这次找来的，叫老沈。
退休刑警，现在挂着一个私人调查事务所的牌子，行内口碑极好，专门处理那种需要绝对保密的麻烦事，做了三十年警察，眼睛比任何仪器都准，嘴巴比任何保险柜都严，专门接那种你不敢告诉别人是什么事的活儿。
他看起来不像任何一种危险的人。
那天他们约在一家路边快餐馆，老沈已经坐在那里了，一碗豆浆，一根油条，一份报纸，就那么坐着，看起来像是随便哪条街上退休以后发愁没事做的老头儿，戴着一副细框眼镜，头发灰了大半，穿了一件洗了很多次的白衬衫，一双圆头皮鞋，没有皮包，没有笔记本，就那么坐着等他们。
他们坐下来，老沈把报纸叠好放到一边，抬眼看了他们一遍，两秒，就那么两秒，然后把豆浆推开，开门见山，“说说吧，一个名声很好的律师，找我来是要做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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